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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轮船业风云人物杨瑞祥

2019-02-18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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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徐苏

杨瑞祥(1905-1978),又名杨键,字管北,以字行。镇江人。其父杨鉴是酒商,在镇江小鱼巷开设杨万顺酒行,兼营门市。杨管北幼年就读于鲍氏私塾,后考入润州中学读书,与李公朴同学。他在中学时,口才很好,曾获华东地区教会中学辩论演讲会第一名。润州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光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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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大达轮船公司副总经理

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由李公朴介绍,杨管北到东路军总指挥司令部政治部当了一名股长,弃学从政。济南惨案后,激起全国人民公愤。上海各界人民组织了抵制日货委员会。杨管北和李公朴同任该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不少上海工商界名流。后经陈群介绍,开始帮助杜月笙筹办正始中学,担任校董。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主要靠杨度、杨管北、杨志雄三位谋臣策士,替他称霸上海出了大力,人称“三杨开泰”。

辛亥革命后,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与通州大达轮步公司及所有码头实行统一管理。1920年,改称大达轮船公司,由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董事长。1924年,大达轮船公司有轮船10艘,“大吉”(1456吨),“大豫”(1445吨),“大庆”(1405吨),“大和”(1001吨),“广洋”(653吨),及储元、“储亨” “元达”“ 亨达”“利达”等5艘小轮。1931年,公司所属“大吉”“大德”两轮连续失火焚毁,公司蒙受重大损失。股东追究责任,改组了董事会,上海杜月笙势力乘机打入,杜月笙担任了董事长。他推荐杨管北主持其事,担任掌有实权的副总经理,张孝若被安排为挂名的总经理。至此,大达轮船公司的实际权力已经不在其创始人张氏家属的掌控之中。

杨管北掌握权力后,立刻着手改革。他制定了三项措施:废除船上的买办制,改为事务长制;凡年老体弱者且有不良嗜好者,一律劝退。凡有营私舞弊、损害公司利益者,不论其有任何靠山,一律辞退;成立大达大通联合办事处,以免货运低价竞争。

接着,杨管北开始筹备大达轮船公司的分支机构,又让下属的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达通小火轮公司,专在皖北、苏北一带从事货运业务。他在皖北、苏北各地所设与航运有关的办事机构中,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聘用了不少青帮中人担任经理,这些人不懂航运、不干实事,挂名而已,每月坐拿大洋二百元。依靠这些人的保护,险象环生的苏北航线,对大达轮船公司却成为一条通行无阻的水道。并通过此举,挤压了对手大通公司的生存空间,业务量渐渐超过了大通公司。

为了招徕顾客,杨管北规定委托大达轮船公司采买货物的商人,只要预付百分之三十的货款,另外百分之七十的货款,可由大达轮船公司先行垫付。货物办妥之后,交大达轮船公司运输,取到提单,即去当地银行,连运输费一齐做押汇。这样,大达轮船公司一共可赚得运费、代办费、利息差额三种好处。经过杨管北的一番锐意革新,裁汰冗员,苦心经营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扶摇直上。

而此时的大通轮船公司日见逊色,虽然几次将运费跌价,拼力相争,但终因大达轮船公司财路广开,资金雄厚,加之有土匪暗中相助,而败下阵来。无奈之下,大通轮船公司派出代表找杜月笙谈判,要求停止跌价竞争,寻找双方能够接受的利润分配方法。杜月笙长袖一拂说:“大达的事情是杨管北在管,请去和他商量。”大通公司的代表只得去找杨管北。杨管北说:“大通公司既然不愿竞争,我们何不联营!”通过与大通公司联合经营的手段,将大达轮船公司与大通轮船公司的航运业务和赢利比例定为十一比九,大通轮船公司居于劣势。

与大通轮船公司联营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逐日递增,在航运业的影响越来越大。1933年,又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得白银六十万两,造成一艘可载旅客二千余人的“大达”轮船,生意极为兴隆,加强了杜月笙在航运业的地位。一年后业务由运河航线发展到江河联运,分公司遍及镇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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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航运业的鼎盛时期

杨管北还帮助杜月笙,盘得华丰面粉厂,为其跻身工商界出了大力。华丰面粉厂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老板为卢少棠。三十年代时,卢少棠因在赌场上惨败,背上数十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产生了卖掉华丰面粉厂的念头。

开设面粉厂在当时是很赚钱的,杜月笙得知卢少棠的想法后,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接手华丰面粉厂。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卢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

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焚,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一百零九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

收购了华丰面粉厂后,杨管北为了扩大该厂的销量,又到苏浙皖内地面粉厂同业公会中任职,帮助疏通各地的销售渠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大达轮船公司的影响很大,为了支持抗战,公司的不少船只被民国政府征用,有的船沉在江中来阻塞日舰的通道,为抗战作出了贡献。除此以外,公司的船只也遭到了日军的劫夺,损失严重。杨管北经香港到达重庆办理各轮善后事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重返上海操旧业。那时公司仅剩“大庆”“大豫”两轮,与大通公司联营,勉强支持残局。

回上海后,杨管北通过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的关系,承租了招商局接管的几艘小客轮,恢复了大达大通联运处,继续经营苏北航运业务。又将大达公司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飞机炸沉的客货轮,一一打捞起来修复,开辟了汉口至上海的航线。其中,大达轮在1948年投资20万美元大修后,代替江亚轮,在上海到宁波间航行。

在抗日战争时期,杨管北还曾利用英美商名义,成立怡太运输公司,开辟南洋群岛航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移内地,开展滇缅公路运输。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与三北公司、上海银行合作,成立益群轮船公司,购置海轮,经营远洋航运。

1946年7月,杨管北又创办了益祥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地址设于广东路43号。董事长李恫村,总经理杨管北。公司拥有轮船6艘(利民、福民、惠民、福南、福祥、福裕),共计3.4万余载重吨,专门经营沿海及远洋航线的不定期货运业务,除自营船只外,兼代理同业船只8艘的运输业务。这是杨管北经营航运事业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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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航运业的领军人物

除了航运,杨管北还经营着其他企业。他与西安大华纱厂老板石凤翔、西安交通银行经理王燧生等人,合组了大生国际贸易公司,经营纱布、食盐和其他进口贸易,任董事长。同时还担任扬州面粉厂总经理、上海华丰面粉厂常务董事等职。

在社会活动方面,杨管北担任过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理事,中华轮船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常务董事,上海面粉业同业公会理事,曾任上海市参议员。1947年,又经面粉业推荐,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5月解放前夕,大达轮船公司的“大达”轮迁往香港,杨管北去港主事。1950年8月,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带头加入私营合营长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同年,章士钊先生曾劝杨管北回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他曾嘱其秘书吴葆初自沪去港为之撰写自传,有为归来作打算的准备。后因情况发生了变化,事未成。

1952年,国际航运市场不景气,益群公司的海轮都是陈旧老船,难以在国际航运市场竞争,杨管北去了台湾。他在台湾继续从事轮船运输业,担任了台湾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兼任复兴、益祥两家航运业公司的董事长,是台湾航运业的领军人物。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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